萨缪尔森：我出生了三次
文 徐瑾
有人说过，正是历史感使得优劣经济学区分开来，其实文章与作人，一般道理。萨缪尔森的个人经历，与与大时代的症候息息相关，也是一曲现代经济学的隐微演变史。就像他晚年回望来路时，不得不自谓幸运：终我一生，我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
保罗萨缪尔森自己说，他实际出生了三次，这也对应了他学术生涯的两次转折。按照出生记录，他出生于1915年5月15日；然后，如前所述，他在芝加哥大学重生之后，又于1940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涅槃复活，从此创造了该校经济学系的新气候，桃李满天下。从芝加哥转战哈佛，再到麻省理工学院，看起来，他真的颇为笃信海明威的信条：活得好就是最佳的报复。
这与大时代的症候息息相关，也是一曲现代经济学的隐微演变史。就像他晚年回望来路时，不得不自谓幸运：终我一生，我都在恰当的时间出现在恰当的地点。
“骑士时代已经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学家和计算机的时代；欧洲的辉煌永远成为历史。”这是英国哲学家和政治学家埃德蒙伯克在1790年对于欧洲未来的悲观预言，曾被199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施蒂格勒在自传中引用、自嘲并反驳。
话说回来，尽管当时的经济学还是不少非专业人士的爱好，但19世纪的经济学伴随着英国同期的黄金发展而进展神速，到了差不多一个世纪后的1870年左右，经济学的学科名称已经由“政治经济学”转换为 “经济学”，成为一个独立系统学科，回归学院系统。
“就在伽利略去世那一年，牛顿出生了；到了1883年，马克思去世，但凯恩斯出生了。”富于幽默感的萨缪尔森曾经在专栏里如是调侃历史，然后有趣的是，我们知晓会意接下来上演的桥段：凯恩斯之后，萨缪尔森出现了，他的出现正赶上经济学变革的黎明，美国也逐渐取代了英国成为经济学重镇，而其中，芝加哥大学尤为引人瞩目。
乔治施蒂格勒在回顾经济学的发展之时，特别指出几个“理论上百家争鸣”的时段：从1890年~1940年的剑桥大学，更早之前的维也纳以及1930年迄今的芝加哥。而所谓诸如“剑桥学派”、“奥地利学派”或“芝加哥学派”之类流派背后，乔治施蒂格勒强调“并非只靠一位才俊之士昙花一现地带领一小群门生就能形成。”
于是，15岁考上芝加哥大学的萨缪尔森直接把自己的出生日期改为1932年1月2日，地点是芝加哥大学。那天正是芝加哥大学开学，早晨8点，当萨缪尔森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大学讲堂之时，讲座主题刚好是马尔萨斯脍炙人口的人口理论：直到密集程度超过了每英亩土地所能够维持的人口生活水平达到最低限度之前，人口都将像兔子一样的繁殖，之后不断增长的死亡率则与出生率达到了平衡。这一切迅速占据了这个天才少年的心：“它们是如此简单易懂的一些不同的微分方程，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不是遗漏了什么神秘的复杂性。”
当施蒂格勒在芝加哥大学攻读博士之际，就对本科阶段的萨缪尔森表示出来的不凡资质印象深刻。而素来蒙受幸运女神垂爱的萨缪尔森日后不乏幽默地表示，1932年他开始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经济学时，经济学还只是文字的经济学，“仅有少数勇于创新者如霍特林、弗里希（Ragnar FrISch）与亚伦（R.G.D.Allen）使用数学符号。矩阵是稀有动物，在社会科学的动物园中尚不见踪迹，充其量只能看到一些简单的行列式。”
这并不是蓬勃成长的经济学乐于沉耽的史前伊甸园，时代正在宣召新的经济学，而1932年的经济学无疑走在新旧世界的边缘。因而，对一个经济学家而言，这无疑是最好的时代，幸运的萨缪尔森再一次生逢其时。日后，把数学分析引入现代经济学的萨缪尔森不无文学性地写道：“经济学像睡美人，它的苏醒正有待新方法、新典范、新好手与新问题的一吻。科学一如寄生物，病人的数目愈多，生理学与病理学上的进步就愈大，由病理学可以发展出治疗方法。1932年是大萧条的谷底，由这片腐坏的土壤，迟迟长出了一株今天被称为宏观经济学的新学科。”
同样在1932年，一位本来打算向保险精算发展的第二代犹太移民也面临一份选择：布朗大学的应用数学系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在两份奖学金之间，他选择了后者，原因与时代直接相关，那是1932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大恐慌的谷底，经济成为所有社会问题的燃眉之急。他想：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应该比应用数学家或精算师更能发挥作用吧。后来我们知道，他的名字叫米尔顿·弗里德曼。
就这样，大萧条催生了一个世纪的彻底变化，繁荣与衰退更替而行，战争与和平暌违交错，专制与民主比邻而居。时势使然，弗里德曼、萨缪尔森以及当时大多数知识精英一样，大家都在关注相同的问题：经济如何走出衰退？如何降低失业水准？如何解释一方面是需求强劲，但另一方面却又有广大资源闲置的矛盾现象？随后的1936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爵士发表了其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发了经济学的革命与突进，正是他所创立的宏观经济学与弗洛伊德所创立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发现的相对论并称于世，被誉为20世纪知识界三大贡献。
世界赐予美国的，还有更多幸运。二战以前，希特勒源源不断地为美国送来大批欧洲知识精英，除了爱因斯坦、冯纽曼与费米等自然科学巨匠，库普曼、熊彼特、马尔夏克、哈伯勒、科斯等经济学家也入其瓮中。据说，当时芝加哥成为华沙之外波兰人最多的地方，奥地利学派成员更是开始新的美国传统，甚至出现二次世界大战不过“赢在剑桥、普林斯顿以及新墨西哥州洛斯阿拉莫斯的研究室里”的说法。这也使得萨缪尔森在哈佛攻读博士期间，赶上了其经济学大放异彩的复兴时期，就这样，在哈佛的萨缪尔森由他的芝加哥头脑变为一名凯恩斯主义者。
等等，我们是在谈论萨缪尔森还是在谈论现代经济学？是的，当我们在谈论现代经济学的成长时，事实上也是在谈论萨缪尔森自己，正是这个经济学界的最后一个通才奠定了现代经济学的范式，研究领域也涵盖了经济学各个方面。萨缪尔森曾经在检视自己令人生畏的职业生涯时，总结自己所有的这些因为好运气所导致的事情，都应该放到经济学历史中的根本性趋势这一背景下去理解。
正如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在萨缪尔森离世后第一时间的声明所说的：萨缪尔森改变了他所接触的一切。萨缪尔森对此当仁不让，事实上，“最后一个经济学通才”的说法正是源自他自己，正如他所言，他始终位于一个运动场上的看台座位，“能够坐到上面去观察几乎一个世纪的基础性经济学的历史。他的巨大的幸福是能够位于那些永远改变了经济学的改革的前方。”
无可置疑，萨缪尔森的时代重塑了经济学作为社会科学皇冠明珠的庙堂地位，也催生了萨缪尔森这般经济学百科全书式的人物，然后，我们也清晰地看到，也正是他及其同侪最终改变了他的时代与我们的历史。
为学者的自尊而工作
尽管萨缪尔森日后一再陈述自己进入经济学的领域纯属机缘巧合，但他也自认经济学这一行如天造地设般地适合他，“仿佛是历代经商先祖的基因，使我找到了命定的归宿。”
从奈特到威纳等人，从熊彼特到汉森，萨缪尔森处处都遭遇那个时代的经济学精英，他曾经笑言获得诺贝尔奖诀窍之一就是要有名师指点。不过，按照萨缪尔森的旧相识以及老对手、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打趣说法，获诺贝尔经济学奖需要三项条件：男性、美国公民、芝加哥大学。
从弗里德曼、萨缪尔森、哈耶克等人的经验来看，也许还要加上犹太人这一补充条件。无论如何，作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美国人，萨缪尔森不无得意地以一贯的幽默，用第三人称来描写自己：萨缪尔森老是受幸运之神眷顾，一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他想争取的荣耀无不手到擒来，而且来得很早。
事实看来确实如此。萨缪尔森出生于一个犹太人移民家庭，自小聪慧，可谓早熟。因为家族中多位男性早逝，尤其萨缪尔森父亲在他23岁时就辞世，从遗传角度考虑，他与旁人均觉得自己很难得享天年，所以他从小的准则就是该做的事情要及早做。
于是，他实践了出名趁早。从15岁考入芝加哥大学到29岁成为麻省理工副教授，再到30岁成为财政部顾问，随后发表《经济分析基础》并获第一枚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33岁出版经典教科书《经济学》，55岁获得第二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事实上萨缪尔森却长寿达94岁，学术著作等身，发表论文的速度惊人，一路马不停蹄，直到生命最后时刻还不忘与耶鲁大学教授、行为金融学家罗伯特·希勒探讨市场的投机活动，他认为早年成名能够使人更为轻松，不必汲汲于争名夺利。
对于萨缪尔森而言，从事经济分析是游戏而非工作，所以他才戏言自己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在做那些能够给我带来纯粹乐趣的事情的时候，我的所得远大于付出。”他认为学者是为自尊也就是学者们自己所一致看重的事物而工作，换言之，就是为自己工作，他总用自己的幽默来为自己寻找快乐，即使在专栏中也不时与读者拿彼此开玩笑。不过，他对于行政事务则全力规避，为了能够拖延填写一份复杂的问卷，他甚至自嘲自己可能会因而提出一项交易理论或人口遗传学的新模型，虽然他的研究对公共政策影响深远，但他自称自己从来没在华盛顿完整停留过一个星期。
回到那本畅销一个世纪的经济学圣经《经济学》，萨缪尔森志得意满地表示过“只要这个国家的教科书由我所写，那么法律就由其他人去拟定吧。”这也是中国“文革”之后无数经济学者第一本的现代经济学敲门砖，即使背负了“批判学习”的意识形态标签，却影响照亮了无数人的命运。
早在几十年前，萨缪尔森曾经恳切地表示撰写教科书是项困难的工作，但报酬十分可观。不过，他所指的并不单是金钱的报酬，还包括“与整个时代成千上万的心灵接触，是学者一生难逢的际遇。把我们经济学者所知的经济学化为文字，实在是令人兴奋的事。我但愿能与读者分享这份兴奋之情。”
中间道路的萨缪尔森
哈耶克曾经说过唯有观念才能战胜观念，而更为现实地看，要见证自己的观念，长寿好像更为重要。
加尔布雷斯、弗里德曼、萨缪尔森这三位被曾经被西方媒体成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家在二十一世纪相继离世，无论他们的身高悬殊几何，但他们都不同程度地经历了各自学说的兴起与发展、边缘与主流、膜拜与遗忘，幸好他们获得活得足够长，也有足够的智慧来包容世事嬗变。
萨缪尔森的少年经历了大萧条，随后参与了凯恩斯革命，完善了现代经济学的主流范式，见证当代经济学日渐数学模型化；同样，他见证了经济学家在战后经济繁荣中的如鱼得水，也看到滞胀中的经济学家集体束手无策，甚至体会到金融危机中大众对经济学家的幻灭之感。
不过，总体而言，他自认不止略胜一筹，不仅在于自己比弗里德曼晚走一步。93岁那年，他接受采访时表示“今天，我们见识了米尔顿认为的一个市场能够调节它自身的观点到底有多么的错误，凯恩斯的观点起到了重要的引导性角色。我希望弗里德曼依然活着，这样他就能够见证了他自己观念中的极端主义是如何导致自身的失败的。”
甚至系出麻省、诺将新贵克鲁格曼最近也表示萨缪尔森在1948年出版的教科书中所谈到的许多问题，也许比当前的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大多数经济学家所认为的更接近事实，“除了有一些轻微的陈腐观念之外，他也许已经描述了我们目前所处的困境。”
不过， 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论战并未因此盖棺论定，就像市场与政府在现实世界总是无处不在一样，即使萨缪尔森在离世之后安享了无数荣誉与赞美之辞，也不乏尖锐的追问与附会，就像彼得.罗宾逊那样撰文对波兰、苏联的问题不依不饶。
诚然，也许弗里德曼更理解铁幕下的人民生活，也许奥利地学派更能体会政府介入经济的恐惧，更可能国内人士对国进民退更容易产生深层忧虑。但是客观地说，萨缪尔森对于现实世界从来不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他更务实地认为“不同寻常之处不在于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掌控经济活动，而在于在多大程度上它不掌控经济活动。”
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十年，1998年他在早年的文集《中间道路的经济学》序言中表示，左派和右派的思想家喜欢用极端对立的方式思考问题，但这并不是他作为一个经济学家的作风，经验使得他不得不成为折衷主义者：在个人的创造性和最优社会规则之间，寻找一条中庸之道。由此，他甚至早早地对过度的放任表示了担忧，“可以肯定地说，完全自由放任主义，不仅会导致个人之间的不平等发展到完全不必要的程度，而且会带来不可避免的宏观经济不稳定性一一通货膨胀与通货紧缩、经济衰退与经济不景气，还有投资性金融泡沫与狂躁的价格暴跌危机。”
那么，基于这样的准则，不难理解对于处于多重转型的中国改革路径，萨缪尔森将其更多理解为从命令式的计划经济发展成为一种混合的市场经济。为此，他如是进一步解释：“为什么我不说'中国正在从共产主义转向资本主义'？这是因为，纯而又纯的资本主义，只是在本世纪20年代的美国才能找到，我就是在这种制度下长大的；现在，它成了一个已经灭绝的物种；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无论哪里也找不到它了”。
即使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的集大成者，他也对凯恩斯的遗产表示了更为折中现实的态度。在十多年的采访中，他称自己为“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完全忠实凯恩斯主义甚至和纳粹口号一样好笑。凯恩斯主义对于他不是一种宗教，而他也一直清醒地强调当前经济学还不是一种科学。
凯恩斯曾经断言观念可以改变历史的轨迹，而萨缪尔森清晰地认识到，观点会随着语境而言改变。至于他与弗里德曼的分歧对错，尽管仍是一个历史的未知之数，但他们如同萨缪尔森所言，以自己博学多识造福于人类和社会。
本文摘选自新书《凯恩斯的中国聚会》